【後主李煜】

李煜即位之後，急需穩固其統治地位，確立以李煜同誌為核心的中央集權製封建權力體係，且看李煜的政治三板斧：

“還都葬父正法統”

李璟倉促遷都洪州，三個月後病亡，臨死時告誡李煜，務必就地薄葬，否則就非忠臣孝子。然而李煜即位後，卻違背李璟遺願，將其棺槨迎回昇州，葬在爺爺徐知誥的陵旁。

昇州是南唐的首善之區，李璟商議遷都的時候，滿朝文武幾乎是一致反對，隻有唐鎬極力讚成，如果繼續把中央行政機構留在洪州，那麼李煜將失去文武百官的擁護，這是李煜不能冒的政治風險。

同時，將李璟葬在徐知誥身邊，也是向世人傳遞一個信號：哥是南唐的合法繼承者，是嫡長子繼承製的合法產物。

“奉宋正朔”

李煜即位後，第一時間向大宋遣使告哀，彙報國內的變故，並表示尊奉正朔等一切皆如舊製，同時要求給先父追贈帝號。趙匡胤回詔書撫慰，在詔書中，趙匡胤“降詔不名”，以示優渥。

大宋應李煜的要求，追贈了李璟帝號。獲得大宋的認可和支持，李煜懸著的心就踏實了下來。

此前，李璟雖然削去了帝號，但一切規章製度皆如王禮。李煜即位後，每當接待宋朝使節，都要換穿紫袍，以示對天朝上國的恭順，等使者走了之後，再恢複如初；昇州宮殿上麵使用了鴟吻當裝飾物，這也是天子專屬飾品，每當迎接宋使，李煜先將它摘下，送走宋使後再安上。關門皇帝。

在貢獻方麵，更要體現出恭順的態度：

961年7月，李煜遣使如宋告哀告即位，貢金器兩千兩、銀器兩萬兩、紗羅繪彩三萬匹；9月，宋朝派人來昇州吊唁，給隨了三千匹絹作為份子。

次年（962），南唐於3月、6月、11月三次遣使如宋進貢。

除了逢年過節要進貢，天朝上國凡有大事，如紅白喜事、開疆拓土、建造宮殿……都要進貢，表示祝賀。

回鶻、女真、高麗等番邦也向中原進貢，但他們的進貢是有利可圖的；南唐的這種進貢，是實實在在的進貢，動輒成千上萬兩的真金白銀，還要給高級官員額外行賄，而大宋的回禮就君子之交淡如水了，顯得是那麼樸實無華、禮輕情意重。

孫子，就要有個孫子的樣子。

“金融改革”

李璟晚年推行量化寬鬆政策，鑄大錢、鑄鐵錢，增發貨幣，隻半年就宣告廢止。李煜接班之後，頹廢的國民經濟依然沒能恢複，大把大把地往宋朝撒幣的行為給千瘡百孔的南唐經濟雪上加霜，李煜不得不重啟印鈔機，重拾量化寬鬆政策。

相比於李璟的雙管齊下，李煜相對保守，隻走了鑄鐵錢這一條路，其倡導者仍是韓熙載。

之前，李璟鑄造了“唐國通寶”銅錢，“唐國通寶”在錢幣收藏圈裡頗有一席之地，因為它是最早的“對錢”，即有真書和篆書配對鑄造，比較有意思。

起初，官方鑄造的標準是每一千枚用銅三斤十二兩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民間出現大量“假鈔”，即所謂的民間私鑄、盜鑄，采取偷工減料的方式賺取差價，到了後期，每一千枚錢僅重一斤左右，縮水三分之一！這種私鑄錢輕薄到什麼程度呢？史籍記載，可以漂在水上……

南唐麵臨的經濟困境（慎用“經濟危機”一詞）與當今很多國家如出一轍，是產能不足或產業空心化而導致的供需失衡。但是很多專家、公知都彆有用心地將其包裝為“錢荒”，引導輿論，繼而乾擾國家大針方針，推銷量化寬鬆這杯毒奶，本末倒置。

舉個例子：

外地遊客張三來到某陷入經濟困境的村莊A，花100文銅錢住店，旅店老板拿著100文銅錢買了肉，肉鋪老板拿著100文銅錢買了衣服，裁縫店老板又買了100文的布料，布店老板歸還了賒欠旅店老板的住宿費。這時候張三臨時有事，於是退房，從旅店老板這裡拿回100文銅錢離開了村莊A。

在這個例子中，100文銅錢轉了一大圈，又回到張三手中，整個村莊A的市場卻得到了充分調動，經濟得以盤活。

於是，有人就悟出一個道理，認為增發貨幣是解決一切經濟困境的製勝法寶。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：村莊A的經濟之所以得以複蘇，僅僅是因市場上缺乏足夠多的流通貨幣，所以張三給村莊A注入了流動性之後，所謂經濟困境自然迎刃而解。

我們看第二個例子：

張三來到村莊B，旅店老板表示房屋年久失修破損嚴重，無法提供住宿，肉鋪老板因養殖場停產而沒有肉，裁縫店老板表示因沒有布料而不能製作衣服，布店老板表示因沒有紡織作坊而沒有布料……儘管張三主動加價，要以200文、300文銅錢住店也無濟於事，最後隻能搖頭歎氣離開村莊B。

其實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麵臨的經濟困境，恰恰是村莊B。他們不是缺乏流動性，而是缺乏商品貿易中最根本的因素——商品。這裡的“商品”既包含農產品、工業產品，也包含各種服務。要想改變這種困境，應該從勸課農桑、鼓勵耕織等方麵入手，也就是恢複生產力、提高產能、產業升級，而不是一味地開足馬力印鈔票，否則將會陷入惡性通脹的循環中，老百姓拿著大把大把的鈔票，卻什麼也買不到，一個麵包動輒50萬，連美術落榜生都坐不住了……

太平盛世中，皇帝輕徭薄賦，愛惜民力，人民安居樂業，生產積極性被充分調動，商品充足，市場活躍，於是逐漸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，比如村莊A，大家有充足的商品和服務，卻缺乏足夠多的流通貨幣，這才是“錢荒”。漢朝、唐朝都麵臨過這種問題，這種情況下，通過簡單的增發貨幣，是可以完美解決的。

在古代，增發貨幣的通常做法就是鑄大錢、鑄鐵錢等，而另一種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本書前麵提到過的“短陌錢”，以80枚、70枚充當100枚，憑空創造出一些不存在的貨幣，用天然杠杆給市場注入流動性。

同症不同源，同症不同治。找出問題的本質，才能對症下藥。南唐的問題是村莊B的問題。鑄大錢隻能是頭痛醫腳，卵用不管。

李煜當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根本，在增發貨幣的同時也頒布一係列較為有效的措施，比如廢除“屯田使”、“率分”。

屯田，漢末的曹操就曾使用過，李璟時期也大力推廣，即招撫流民、戍邊軍人、商人等開墾荒田。屯田製度存在著一定的積極效果，但它不是萬金油，也有局限性。

在兵荒馬亂時，農民背井離鄉躲避戰亂，大量農田荒置，出現了農田無人耕種、而流民卻無田可耕的矛盾局麵；大量的軍人駐守邊疆，不僅占用了大量勞動力，還要再消耗大量糧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屯田製度可以將以上問題完美解決，使耕者有其田，而官府也能減輕軍費開支。

但是在和平穩定時期，農民都回歸到家鄉，耕種自家的農田，邊防駐軍也得以解甲歸田，屯田製度失去了一切優勢，而在政策紅利的刺激之下，其弊端卻日益凸顯。

首先，屯田製度需要有一套官僚體係來維護，各地均有“屯田使”，下設各級官吏，其管理成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大筆支出；

其次，屯田的稅賦與正常地租之間存在巨大的差額，這本是朝廷為了鼓勵屯田而進行的政策扶持。屯田使們則將其用來套利，即將普通的農田強行劃為屯田，從中賺取稅賦的差價。為了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，屯田使們明目張膽地霸占農田，甚至人為製造災害（如開閘放水），惡意製造災區，把農民變成流民，再強行征收其農田充公……

當初在南唐推行屯田製的，正是千夫所指、萬人唾罵的“四凶五鬼”集團。毫無疑問，南唐的屯田製成為貪官汙吏剝削百姓、魚肉鄉民的合法工具，不僅減少了朝廷稅收，還嚴重破壞了國民生產。於國於民，有百害而無一利。

李煜登基當月，就宣布廢除各路屯田使。

所謂的“率分”跟我們熟知的“雀鼠耗”相類似，南唐當時的“率分”是10%，即地方官吏僅向朝廷上繳規定稅賦的90%。

在宣布廢除屯田使的同時，“率分”也被一並廢除。

得益於“四凶五鬼”集團的傾覆，李煜的這項經濟改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。

隨後，李煜又進行了一項重要經濟改革——井田法改革，但是這一改革卻很快遭到失敗。，找書加書可加qq群952868558